论南宋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历程

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,起源于印度,繁荣于中国,远播于四海。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早期的印度佛教;第二阶段是印度佛教的外传;第三阶段是汉传佛教东传于朝鲜、日本等国;第四阶段是各方佛教向欧美世界的传播,乃至形成东西文化大交流的局面。

杭州是一座具有古典与现代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魅力城市,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,佛教作为杭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历史悠久,高僧云集,佛学兴盛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为杭州佛教题词“洛阳白马,钱塘赤乌”。

在南宋时期,杭州不仅是东亚佛教中心,也是东亚佛教文化的重要输出地,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素有“东南佛国”之美誉。纵观佛教传播史,杭州可以说是我国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,作为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杭州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、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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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杭州的佛教缘起、发展与演进

佛教于东汉时期经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,自建立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之后的数百年里,佛教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,到隋唐五代南北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。此时,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可谓遍地开花,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,尤其以江南地区的佛教最为显著。

杭州佛教,始于东晋咸和元年(326),西印度僧人慧理来华游方,进入浙江境地后,在杭州结庵,期间陆续兴建灵隐、灵鹫、灵峰、灵顺、灵山等五座修行道场,由此开启了杭州佛教延绵数千年的弘传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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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来峰  理公塔

南北朝是江南佛教的繁盛期,恰如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所描绘的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个时期北方战乱不断,南方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,以至于大量北方的名僧名士南迁,而杭州地处东南沿海,地理位置优越,于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杭州佛教在南北朝历代帝王的扶持下,一时声势煊赫,赐田扩建,梁武帝天监三年(504)将佛教奉为“国教”,短时间佛寺初具规模,名僧涌现,为后来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隋唐时期,尤其是唐代,经济发达、国力昌盛,开放自由的政策形成了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,中国也因此跻身于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几个国家之一。此时的佛教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,发展迅猛,寺院、僧人的数量日益增多,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也进一步得到巩固,呈现出三论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禅宗、密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等诸宗并立的繁盛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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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是一个上承唐代下启宋代的重要历史时期,中国佛教在经历晚唐时的重创后曾一度衰落,而杭州佛教至五代吴越国乃至宋代却迎来了一个鼎盛期。五代吴越国地处东南,以杭州为中心,历代帝王励精图治,保境平稳,发展生产,使得吴越国境内避免了战乱之扰,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发达的地区之一。同时,吴越国历代帝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,大力发展佛教,使得当时杭州寺院遍布、高僧云集。据《咸淳临安志·寺观》记载:“吴越国时,九厢四壁。诸县境内,一王所建,已盈八十八所,含十四州悉数数之,不胜举目矣。”;吴越佛寺,“倍于九国”,当时杭州佛教的盛景已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心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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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南宋杭州的佛教盛况

一般认为,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,由盛转衰,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的归降宋朝,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痛苦和破坏,另一方面也受到北宋前期历代帝王的重视,对佛教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政策,如在建隆六年(966)时,普度童行八千人;雕刻大藏经;派遣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措施,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。

杭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,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,寺院林立,恰如苏轼所称:“钱塘佛者之盛,盖甲天下。”每日参拜一寺,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寺院。绍兴二年(1132)宋室南迁,定都杭州后,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杭州,杭州佛教也正式进入鼎盛时期。据《龙川集》记载:“两百年之间,人物日以繁盛,遂甲于东南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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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杭州灵隐寺  药师殿

1、南宋杭州佛寺、僧众数量众多

“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,而在钱塘为尤众。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,而学浮屠者为尤众。”杭州成为南宋首都后,北方人口大量涌入,特别是东京官民大量南迁,其科学技术、生活方式、社会风俗、文学艺术、宗教信仰等对杭州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使得当时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,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。

另外,南宋杭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。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,如孝宗提倡“以佛修心,以道养生,以儒治世”的政策。光宗以后,史弥远、贾似道等“皇储国统”把持特权,优容佛教。因此,佛教寺院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,不惜重金,大兴土木,扩建寺观古刹。据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,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。高斯得在《耻堂存稿》中也有记录:“竺乾之鳞萃穊布,不可称数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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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来峰  宋代布袋弥勒造像

此时,杭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.82%,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,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有着“江南佛都”之美称。

据《梦梁录》的记载:“城内寺院,如自七宝山开宝仁山寺一下,大小寺院五十有七。倚郭(即城外)尼寺,自妙净、福全、慈光、地藏寺以下,三十有一。又两赤县(即钱塘、仁和两县)大小梵宫,自景德灵隐禅寺、三天竺、演福、上下圆觉、净慈、光孝、报恩禅寺以下,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。”当时,杭州辖域共有寺、庵671所,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。又根据《咸淳临安志·寺观》记载,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,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。

据《梦梁录》记载:“更七县寺院,自余杭径山能任禅寺以下,一百八十有五。都城内外庵舍,自保宁庵之次,共一十有三。诸录宫下僧庵,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,不可胜纪。”

南宋嘉定年间,“五山十刹”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、教寺各律寺。明代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览志馀》记载:“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,以余杭径山寺、钱塘灵隐寺、净慈寺、宁波天童寺、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;钱塘中天竺寺……为禅院十刹;以钱塘上天竺寺、下天竺寺……为教院五山;钱塘集庆寺、演福寺、普福寺……为教院十刹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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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灵隐寺  天王殿

以上五山十刹的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,其中仅杭州就占了三席,杭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。另外十刹中,杭州中天竺、上天竺、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”十刹“之首,教下”五山“为首和律寺之首。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 ,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,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和毁灭性打击,大量僧尼被迫还俗,寺院大量田产被没收。

以上表明,杭州佛教之兴盛,同时也体现了杭州在经历吴越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高峰,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。